西方不平等研究，真的能改变社会不平等吗？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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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西方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以及社会矛盾的激化，将不平等话题推向了大众和学界的风口浪尖。2014年，托马斯·皮凯蒂新书《21世纪资本论》英译本受到全球追捧，掀起新一轮不平等研究热。值得深思的是，不平等研究是否真的改善了社会不平等现状，抑或只是学界的狂欢？2018年10月8—15日，美国政论周刊《国家》杂志高级编辑帕托萨·阿拉希亚·阿布拉哈米扬在该刊撰文“The Inequality Industry”对西方学术界围绕着收入和财富不平等问题展开的思想论辩进行了梳理和反思。

原文 ：《“不平等研究”成为西方显学》

晓舟/编译

图片 | 网络

金融危机掀起不平等研究热

经济不平等现象由来已久，它一直是学术研究的一个主题。不过，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不平等研究尚属小众领域，只限于学术领域。除了少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外，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并未让学者们夜不成寐。富裕国家大多数分析家认为，只要经济持续增长，那么所有人最终都会变得富有。虽然有着不平等研究“教父”之称的英国经济学家阿特金森就社会不平等问题撰写过大量著作，1971年罗尔斯出版的《正义理论》也曾在学术界引发激烈辩论，不过，有关不平等的对话往往集中在一个社会能够容忍多大程度的不平等纯理论的概念上，而不是集中在控制财富金字塔顶端1％人口收入的民众呼声上。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有关不平等的话题开始渗透到流行话语中。紧接着，占领华尔街运动将其推向主流。2011年秋天，对于分配正义的担忧促使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并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即便是多年来一直把推行私有化和财政紧缩计划当作受援助国获得财援先决条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开始改变看法。201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达沃斯会议上承认，经济学界和政策界不重视不平等已太久了，并称“一种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可以带来更多的经济稳定、更持久的经济增长和更健康的社会”。2014年，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英译本风靡全球。这些事件无疑为该书成为畅销书打下了基础。

围绕不平等的新对话标志着我们对于经济增长的思考方式出现了重大突破，不过，它也是一个复杂的、不断演变并且涉及多方面的讨论。在收入分配曲线、财政政策和基尼系数各种重新组合中，平等主义作为一种道义责任的观点往往被更多工具性的目标所埋没。

虽然通过不平等研究提供的政策不一定是平等主义的，但是，对富人征收更高的税率，提供更好的社会福利项目等诸如此类的解决方案通常都具有进步意义。不过，鉴于在当代政治中民粹主义言论激增，不平等最终在未来某个时候如何被彻底列入政治范畴以及究竟哪些人将会从中获利，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我们看到许多富人予以支持的一种有关不平等的思维方式正在形成，这种思维方式吸引了那些基于道德上的考虑对于促进平等毫无兴趣的人士。不过，这种情况随即又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新近涌现的这些关注不平等问题的活动家究竟是对实现平等，抑或只是对克服不平等感兴趣？

不平等叙事逐渐被改写

皮凯蒂、斯蒂格利茨以及许多曾与他们有过合作或受到他们观点启发的经济学家指出，高度不平等损害了民主，因为它们允许富人和公司拉拢和收买政治家。而米拉诺维奇对于不平等问题的不懈探索和研究表明，虽然各国自身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但是各国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实际上不升反降。

不平等研究总体上所产生的效果是它大大改变了有关不平等的叙事。它表明，财富高度集中是政策而不是人类或者经济本性的产物。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它将各种贫富悬殊现象描述成是极为有害的，因为它们导致权力的滥用和通向繁荣的结构性障碍，以及随之产生的社会紧张状况和反动的政治运动。富人能够如同往常一样富有，同时对身处社会底层穷人不会产生任何后果，或者富人财富的增加最终将会惠及其他人，这根本就不是实情。换句话说，这种不平衡扭曲了整个社会，造成了许多可能最终威胁资本主义自身的社会弊病。

负责《21世纪资本论》出版运作的哈佛大学出版社编辑马尔科姆将精英们对不平等问题所产生的兴趣称之为“俾斯麦模式”：即竭力遏制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革命和为了稳定。”马尔科姆说，虽然这不是一个糟糕的理由，但是达沃斯论坛年会那些参会人员也许会担心这一点。因为，对于这些精英人物来说，这不是一个正义问题，相反，他们正在追逐自身的利益并且认为“我们已失去了我们是卓越的那个世界。”

现在，研究不平等在欧美俨然已成为一门显学，研究不平等的机构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伦敦经济学院提供不平等研究硕士学位，而为寻求减少各种形式不平等的项目提供资助成为美国福特基金会的新重点。一些人对于这种所谓的“不平等产业综合体”的兴起颇有微词，这显然是不礼貌的，因为不管它存在什么内在矛盾，它所产生的研究成果都是有价值的，而且它所引发的各种对话都是富有启发性的。也许最重要的是，它似乎有助于阐明巨大的财富差异为何不是道德堕落或者个人失败的产物，而是事先就算计好的和既定政策的产物。

不过，无法改变的事实是，如同不平等的话题可能很容易被列入左翼组织要求更加公平税收的谈话要点一样，该话题也很容易刺激右翼组织号召民众反对移民。减少全国范围内的不平等仍然需要划出各种界线，这就产生了有关资源均匀化可能会让哪些人获益以及通过何种方式获益等问题。因此，认识到目前有关不平等话语各种局限，并以一种平等主义而不是一种工具性的精神加以引导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无论地位高低，人们现在都明显感受到了不平等所造成的影响。这种情况显示，不仅仅是因为不平等拖累了经济增长，而且，对于倡导经济平等是一个公平问题，人们存在着某种基本的认知。此外，这也强调了从普世的全球角度而不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考虑不平等的重要性。

激进而非渐进的解决方案

此外，目前的“不平等范式”引发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这种范式也是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家萨维奇即将出版的新书的主题。萨维奇认为，鉴于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处理传统“增长”的能力越来越有限，所以我们无法渴望将所有人都带到财富金字塔的顶端。他指出，“如果我们想生活在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那么关键不是我们如何增长更多，而是我们如何变得更可持续，并且考虑让不平等处于一种人们可接受的而不是过于极端的程度。”

人类学家格雷伯和温格洛对这种“不平等范式”进行了反驳。他们指出，诸如调整税率等常见的政策处方都是技术专家治国论，是自私自利的。目前有关不平等的讨论虽然很可能由于显示了触目惊心的不平等程度的数据而让公众感到震惊，但是，它们未能涉及到任何反对这类“不平等”社会安排的实质因素：例如，有些人设法将自己的财富转化为对其他人的控制权；或者其他人最终被告知他们的需要不重要，他们的生活没有内在价值。

格雷伯和温格洛说得有道理。从历史上看，渐进主义一直没有奏效。大幅度减少不平等的大多数因素都是冷酷无情的：战争、瘟疫、经济贫困和断头台。没有财富的那些人所需要的是通过工会、政党和国家获取权力，这可能意味着迫使各国政府将权力从少数人手里转到多数人的手里，可能意味着合作更多的所有制模式，等等。出于公平起见，研究不平等的专家和学者们现在开始量化各种权力失衡，例如，加算公司权力，或者揭示各种垄断的扭曲效应，或者研究不平等如何破坏政治过程，等等。与此同时，跟以往旨在抗击贫困或者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倡议极为相似，总是存在着将不平等问题变得非政治化的风险。

既然我们对涉及不平等的这些现象已有了更好的认识，那么我们就需要在政治舞台和知识分子舞台上都能够发挥作用的激进的解决方案，而且有必要以一种平等主义而不是一种技术专家治国论的精神来推动它们，技术专家治国论在目前的背景下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理应返回最基本层面。而且，当谈论经济增长时，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我们所指的是何物。国内生产总值一直是我们衡量经济的标准，如果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那当然是好事，不过，我们需要向人们展示重要的不是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多少，而是增加带来的收益最终落入了哪些人的手里。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29期第7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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